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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代戏曲生态中，“大制作”浪潮虽推动了行业革新，却也引发艺术本体异化、经济运营失衡等深层问题。本文通过剖析“大制作”模式的利弊，结合戏曲艺术的美学特质与实践案例，提出回归“表演本位”的改革路径，强调以演员为核心重构创作逻辑，为戏曲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。

“大制作”浪潮下的戏曲生态观察

改革开放四十余载，中国戏曲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浪潮。当市场经济的春风吹进剧场，"大制作"逐渐成为行业热词。从舞美设计到声光技术，从演员阵容到资金投入，一场场华丽的戏曲盛宴轮番上演。不可否认，这种模式确实催生了一批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精品剧目，在一定时期内有效提升了戏曲的社会关注度，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但是，我们不能不看到“大制作”有“光明”的一面，也有“暗淡”的一面。

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，2010-2020年间，全国戏曲院团平均单剧制作成本增长近300%，部分“大制作”剧目甚至达到千万级投资规模。某省级京剧院耗资800万元打造的历史剧，全国巡演仅12场便因场地限制与成本压力草草收场，平均每场演出亏损高达40万元。这种重资本投入、轻艺术规律的创作倾向，不仅让院团背负沉重经济负担，更在行业内形成了"唯大唯美"的创作导向。有人说：“现在排戏，不先考虑演员表演，而是先画舞美效果图，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已成为行业痼疾。”

（一）艺术本体的异化危机

戏曲作为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综合艺术，其核心魅力在于演员通过表演塑造人物、传递情感。然而在“大制作”模式下，舞台逐渐沦为声光技术的试验场。某新编历史剧为呈现战争场面，使用200余盏电脑灯制造光影效果，演员的面部表情完全淹没在强光后面和布景之中；还有的戏为营造真实感，将整栋楼房模型搬上舞台，演员在狭小空间内连走路都难以施展。这种“重景轻人”的创作理念，使得戏曲最本质的“以虚代实”表演美学荡然无存。

从艺术规律来看，戏曲的虚拟性表演是经过长期形成的独特艺术语言。梅兰芳先生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中指出：“戏曲的一抬手、一投足都蕴含着丰富的表意功能，这种艺术表现力是任何实物道具都无法替代的。”当舞台被实物过度填充，演员的表演空间被压缩，表演动作失去施展余地，戏曲艺术的灵魂也随之消散。

（二）经济运营的不可持续性

“大制作”带来的成本失控问题已成为制约戏曲发展的重要瓶颈。某地方剧种院团为演出一台新戏，仅舞美道具运输就动用12辆卡车，单次转场费用高达15万元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该剧在某县级剧院演出时，门票收入不足3万元。这种投入产出严重失衡的现象屡见不鲜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院团为追求"大制作"效果，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和企业赞助，形成"有资金就排戏，无资金就停摆"的恶性循环。

从经济学角度分析，戏曲艺术的文化属性决定其具有公共产品特征，但“大制作”模式却将其异化为高成本、低产出的特殊商品。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营方式，不仅消耗大量公共文化资源，更挤压了中小成本剧目和青年人才培养的发展空间。

回归表演本位的理论支撑

中国戏曲艺术历经千年发展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体系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提出的“立主脑”“减头绪”创作原则，至今仍对戏曲创作具有指导意义。传统戏曲舞台上，一桌二椅可象征金銮宝殿，一根马鞭能表现万马奔腾，这种高度凝练的艺术表现手法，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“虚实相生”的哲学智慧，也彰显了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。

以昆曲《牡丹亭·游园》为例，杜丽娘仅凭一把折扇等简单道具，通过细腻的身段动作和唱腔变化，将少女的春思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“无实物表演”的艺术功力，正是戏曲区别于其他舞台艺术的核心所在。正如俞振飞先生所言：“戏曲演员的一颦一笑、一举手一投足，都要能让观众看到戏、感受到情。”
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，戏曲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在守正创新中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戏曲发展指明了方向。所谓“守正”，就是坚守戏曲艺术的本体特征和美学品格；所谓“创新”，则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基础上，赋予传统艺术新的时代内涵。

从近年来的实践经验看，许多成功剧目都印证了这一发展路径。上海昆剧团的《长生殿》《邯郸记》，上海京剧院的《曹操与杨修》等剧，在保留昆曲京剧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，运用现代舞台科技营造梦境氛围和各种不同场景；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《董生与李氏》，以简约的舞美设计凸显演员表演，都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和市场反响。这些案例表明，戏曲创新并非要摒弃传统，而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。